全国范围内灰霾严重，燃煤电厂毫无意外地成了众矢之的。

根据环保部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煤电烟尘排放量约215万吨，占全国烟尘排放总量的16.9%;二氧化硫排放量约900万吨，占全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的40%;氮氧化物排放量1106万吨，占全国氮氧化物排放总量的46%。发电量的增加和耗煤量加大，近几年电厂氮氧化物排放增长迅速。煤电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的头号空气污染源。

面对民间的减排呼声和政府的减排压力，“超低排放”燃煤电厂改造技术受到了广东、浙江、江苏等地电厂的追捧。在很多省区，燃煤电厂掀起“超低排放”改造热。然而，改造污染严重的煤电需要在设备上的巨额投入，而且完成改造后电价还可能要上升。

花这么多钱能减少多少排放?能减少多少灰霾天?空气最终能否因此好起来?对于这些问题，业内人士也在争论。

背景：煤电领域掀起

超低排放改造潮

新排放标准严过发达国家

因城市发展，被住宅包围起来的广州发电厂，常年来因为粉尘等污染遭到附近街坊投诉。对这个环保老大难问题，广州市曾将其列入“退二进三”(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缩小第二产业，发展第三产业)的范畴。然而就在上个月月初，广州市经贸委相关负责人证实，广州发电厂不搬了，而是就地进行“超低排放”改造。所谓“超低排放”改造是指通过脱硫、脱硝和降尘等技术，使燃煤电厂的排放标准达到天然气的水平。

数据显示，广州能源供应还是以燃煤为主，年烧煤3000万吨，其中一半为煤电消耗。而整个广东省年消耗煤炭约1.8亿吨。

为了减少煤电企业的污染排放，从2011年至今，电力企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已经收紧了两次。

环境保护部于2011年7月18日批准了“史上最严”的《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新国标规定2014年7月1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地燃煤电厂需达特别排放限值，烟尘20毫克/立方米、二氧化硫50毫克/立方米，氮氧化物100毫克/立方米。

而在去年，全国大部分省区的煤电企业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均在500-1000毫克/立方米，二氧化硫在300-1000毫克/立方米。烟尘排放也远远超过新国标标准。

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专家薛建明指出，与美国、欧盟和日本相关标准相比，新国标煤电排放标准全面超过了发达国家水平。新标准出台后受到了广泛质疑，煤电企业认为该标准限值过于严格，没有经济可行的技术支撑该标准的执行。

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PM2.5硬性减排任务：到2017年，这三个地区的PM2.5年均浓度要比2012年分别下降25%、20%、15%左右。这意味着，在这几年时间里，广东要约束煤电发展，加大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供应。

2014年9月1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环保部、能源局落实国务院精神，联合印发《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年)》(简称《行动计划》)，提出比新国标更严的“超低排放改造”：到2020年东部地区现役的机组通过改造基本达到燃气轮机排放限值的要求(在基准氧含量6%条件下，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10、35、50毫克/立方米)。

超低排放改造“大跃进”

一系列的排放硬指标出台，逼着煤电企业进行环保改造，否则就有被关停的危险。2013年到2014年，全国各地的煤电企业掀起了一股“超低排放”改造浪潮。

在今年6月25日到7月25日一个月时间内，浙江菲达环保公司相继完成神华浙江舟山电厂、广州市恒运电厂、广州南沙电厂4套湿式除尘器超低排放改造。以烟气治理为主业的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也在2014年定下了“抢收抢种”年度主题。在今年，各家从事电厂污染治理的环保企业的业务高歌猛进。

“以前我没有见过‘大跃进’，现在算见过了。”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王志轩谈到全国燃煤电厂目前正在集中进行的“超低排放”改造时告诉羊城晚报记者。

对于煤电行业的改造热，王志轩剖析称，这是电力企业为了获得更有利的煤电项目审批，避免效益良好的机组被关停以及害怕花费更多投资上马天然气机组。

这一说法在广州恒运电厂相关人员的口中得到了证实。恒运电厂方面称，从投资和运行成本方面来看，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可以为企业争取稳定、持续发展的机会，投资费用可控，运行成本与天然气机组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

从2012年至今，全国煤价持续走低，许多煤电企业扭亏为盈。以全国五大电企为例，受益于煤价走低，2012年盈利460亿元，2013年的利润达到760亿元。赚到钱后，煤电企业也愿意为了生存而投钱进行环保改造。

改造成本高

到底谁来买单?

“中国雾霾存在一天，谁说不该搞‘超低排放’，谁就是对人民健康不负责任!”从事烟气污染治理等环保业务的国能中电董事长白云峰微博上跟人论战，他说超低排放“对老百姓乃至全人类都是好事”。

不过，这件“好事”惹出争议并不少。“超低排放如果不增加消费者成本，可以支持，但这不可能，因此需要讨论经济性，以及和将资金投向其他减排措施的经济性比较。”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称。

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副院长朱法华介绍，目前中国燃煤电厂污染物治理改造加装的湿式电除尘器投运与在建的数量已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总和，这是为了实现烟尘排放低于20毫克/立方米的要求与消除“石膏雨”现象。要达到超低排放标准，还需要继续投入。而煤电环保改造需要巨大的成本投入，排放标准越严，改造成本越高，随之环保电价补贴标准也需相应调高。江苏、浙江、广东已有的“超低排放”改造设备投入在1.5亿至5亿，投产后每度电价格将上涨1.5-2分钱。

“有城市搞超低排放，论证过没?我认为如果论证过，是不会把烟尘排放浓度从10毫克/立方米调整到5毫克/立方米，这解决不了污染问题，为了5毫克/立方米花几千万买设备，承担之后运行成本，土豪也不会这样干。”王志轩认为。

“超低改造投入巨大，虽然是发电企业投入，但实际上国家补贴电厂后最终还是全民买单，既然是全民买单，那得找到费效比最好的办法，”广东有电力行业人士告诉记者，“北京基本上没电煤了，但雾霾依旧严重，影响到公众利益的决策事项应谨慎，政府推动超低排放也应如此。”

2

没有优质煤，

怎保障减排目标?

由于煤质差，目前中国电力企业不要说超低排放，即便是稳定实现新国标特别排放限值都是非常困难的。

电力行业专家指出，超低排放有个前提条件：煤质含硫量低、灰分较低、挥发分高、低位发热量高、机组负荷运行相对平稳等是实现“超低排放”的重要条件。而国内煤炭平均含硫量超过1%、灰分高达30%，实现稳定长期的超低排放有一定难度。

广州有电企负责人介绍，广州市要求本市火电厂燃料煤含硫量应控制在0.7%以下，灰分控制在15%以下。但在实际运行中则缺乏监管，一些电厂燃煤灰分高达27%。劣质的煤从珠海、东莞等地的煤炭码头上岸很容易流入市场。

由于低硫、低灰、高热值燃煤是实现“超低排放”的基本前提，对煤质的苛刻要求势必造成电厂购买优质煤，而劣质煤流向其他用户，“超低排放”改造有可能还会间接刺激散烧劣质煤的增加，从而增大环境污染。对此，公众环境研究中心马军认为，需加强对电厂外其他锅炉污染排放的监管，同时建议要求安装有在线监测的锅炉实时公开数据。

3

改造技术不成熟，

匆忙上马是否安全?

目前煤电业内对哪种技术可以稳定有效减排还在争论。

王志轩介绍，目前的“超低排放”改造大多是在老的煤电脱硫脱硝除尘设备上多加些设备，技术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有的，不是重大和突破性创新。从广州恒运电厂等已经“实现”“超低排放”所采用的技术即可看出，这些电厂都在“以过高的投资和运行成本实现较低的减排量目标”。

而国内超低排放改造项目运行时间均较短，还没有超低排放改造电厂稳定运行1年以上，污染物排放稳定达标的案例。设备稳定性有待检验。广州石化6月完成2台锅炉的超洁净排放示范项目应用截至目前运行5个月。广州恒运电厂7月3日改造完成后运营至今仅4个月。

“超低改造的技术需要有一个检验的过程。中国还没有用电企长时间检验超低排放设备，”王志轩介绍，“电厂的污染治理系统是串联的，一个出现问题，整个系统都要调整，影响发电。”

“需要指出的，煤电机组实现超低排放或超超低排放的成本中，运行成本较高，如果没有相应的奖惩措施，燃煤电厂不太可能使煤电机组长期稳定地实现超低排放。”朱法华指出。

广东电力行业不少负责人也坦言，超低排放是个好东西，但步伐不要太快，要理性一点，目前各种技术路线都在试点，最好等总结长期试点情况后再确定选择哪种技术路线。

4

投资超低排放

还是严控散烧煤?

王志轩认为，广东还没有必要搞煤电超低排放。就目前来说，达到新国标的“火电特别排放限值”即可，即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浓度分别20、50、100毫克/立方米。如果政府真想降低PM